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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张爱玲与简·奥斯汀的情感与理智

解读张爱玲与简·奥斯汀的情感与理智

摘要:奥斯汀与张爱玲都在创作中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本文比较了两位作家的生活背景、婚恋观以及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对比了她们对婚恋、人性等诸多问题的思考。张爱玲凭着情感理解世界,用苍凉的笔调对人性的弱点及婚恋的不完美进行了高度的解剖;而奥斯汀凭着理智来领会世界,用轻松愉快的笔调来描写世态人情并创作出以喜剧结束的婚姻。
关键词:张爱玲;奥斯汀;背景;婚恋观;爱情
简·奥斯汀是世界上为数极少的著名女性作家之一,介于新古典主义和浪漫运动的抒情主义之间的“小幅画家”和“家庭小说”家,是文学评论家眼里堪与莎士比亚在不朽性方面相提并论的英国作家。2000 年,BBC 做过一个“千年作家评选”活动,结果奥斯汀紧随莎士比亚之后,排名第二,而且,她是前十位里惟一的女性作家。这位女性堪称英国之骄傲。她创造出了一大批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开启了 19 世纪 30 年代的现实主义小说高潮。应该承认,无论就创作成就还是就后世影响来说,张爱玲与这位一生只走过了 42 个春夏秋冬的伟大女性相比都是相形见绌的。现在之所以把她们并列在一起谈论,无非是对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做一个小角度的切入而已,以期在比较中对西方文学和我们自己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两位作家都是女性,而且她们的作品也基本上都是以女性自己为主人公的,讲述的都是女人在这个并不公平的世界上的格外不公平的特殊处境。婚姻爱情、情感命运是她们作品中共同的主题。张爱玲与简·奥斯汀都对女性的婚姻爱情心理有着深切把握和透彻理解,并通过众多艺术形象生动地表现给广大读者。她们都把对女性命运的探索伸向了女性传统的生存空间——婚姻和家庭,都把剖析女性在这一生存空间中深层次的生存状态作为自己创作的重点。在她们的作品中,女性不再是一个扁平的性别符号,不仅仅只是一个携带有种种服务功能的综合物,而是具有自己生存价值的思考,拥有了实现自我、在外部世界获得支配权的需要与追求。细读她们的作品,发现两位女性尽管在生活时代、文化背景、个人情趣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是在爱情和婚姻题材的表达上,她们却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
在张爱玲与简·奥斯汀的作品中,读者基本感受不到浪漫,她们始终把婚姻问题放在各种社会和经济关系中去考察,她们笔下的爱情与婚姻大多数是经济问题、生存问题;婚姻不是作为纯粹的爱情结果而存在,而是作为经济需要而存在。无论是当时的英国或是中国的旧上海,妇女都还是男人的附属品,女性生活的惟一出路就是婚姻,即嫁一个富有的夫婿,使自己的一生有所依托。
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用她的下半生和人格尊严去换取婚姻、身份和经济的稳定,她费尽心机和手段,实质上是使自己在经济上更有保障更安全。《金锁记》中的七巧是爱的牺牲品,也是婚姻的陪葬品,使她感到惟一靠得住的便是姜家留给她的遗产。《傲慢与偏见》中的夏洛蒂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说:“你知道我这个人不浪漫,天生就不浪漫,我只求有个舒服的家,考虑到柯林斯先生的性格、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我相信跟他结婚,我会获得幸福,也会享受到别的伴侣们所炫耀的那种幸福。”
既然婚姻中的选择说到底是一种经济的选择,那么同样是有一定经济保障的男人,女人嫁给哪一个,这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就只剩下偶然了。这是两位女作家不自觉地在作品中共同表达的一种婚姻现实。不过在张爱玲的小说里,这种偶然是一种人生无常;在简·奥斯汀那里,这种偶然都成了她谐趣与轻松笔墨的机会。张爱玲的小说《封锁》里的吕宗桢,在电车上偶然坐到了女教师吴翠远的身边,没想到这邂逅竟使两颗都不甚充实的心擦出了些许爱的火花。《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因偶发的香港沦陷让她的婚姻之梦变成了现实,经历了死亡的恐怖,劫后余生的范柳原已筋疲力尽,需要过一点普通人的生活,于是他们结婚了。在《傲慢与偏见》中,吉英与彬格莱、伊丽莎白与达西的婚姻都是众多巧合的堆积,是巧合带他们走进了永远的家庭幸福。
张爱玲生于上海,从小既接受了传统文化的陶冶,又接触过西方文学艺术。身处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上海的独特条件下,在香港求学时遭逢战争的经历,这些加诸于张爱玲这样一位现代知识女性之身,使她把目光从社会收缩到自身,以对人性尤其是女性内心的透彻审阅代替对当时各种社会潮流的盲目趋势。对女性在命运的拨弄下所做的种种选择进行解析,无论她们是主动或被动,张爱玲的笔触所至都没有导向道德上的谴责,而代之以深刻的心理剖析。
简·奥斯汀生长于英国南部有文化教养的牧师家庭,她一生 40 多个年头基本上是在英国的乡间度过的。她的六部完整作品大都是描写她自己熟悉的乡间所谓体面人之间的生活与交往。奥斯汀的生活圈子主要限于乡村的中等阶层,她本人过的基本上是中产阶级妇女的悠闲生活。这使奥斯汀拥有了写作的基本条件,而落后的教会家庭与相对闭塞、狭窄的乡村生活也使她难以摆脱保守的道德习俗。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英国社会,尤其在乡村的中上阶层中,弥漫着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呈现出一副歌舞升平的宁静安逸面貌。而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并起的风雨飘摇时期。出生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分别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度的国民的张爱玲和奥斯汀,且不说她们的家庭背景、生平阅历已大大不同,单此时代背景,奥斯汀心中也不可能有张爱玲那样互相激烈撞击的复杂冲突。对旧观念施加于女性的压抑与禁锢也不可能体验得像张爱玲那样深刻 ——当然,思想上的复杂并不直接导致作品的更成熟、艺术成就的更高。奥斯汀的女性意识的觉醒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萌生的,这也决定她不会成为一个社会的叛逆者,相反,对社会的顺从构成了她性格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她的作品也便于含蓄的反讽之中呈现出一股轻松愉悦的戏剧气氛。
张爱玲个人生活的缺憾,童年生活的不健全,婚姻生活的残缺,和她个人的气质性格倾向决定了她作品中总的气氛都是悲观主义的。她笔下的婚姻爱情以及整个人生都充满磨难与缺憾,其笔下的男女在婚恋中都是“欲”大于“情”,很少有纯洁浪漫的爱情。在她看来,爱情只不过是年轻人玩的游戏,短暂易逝,一碰到现实,幻想便会破灭。所以张爱玲的小说中遍布着不完美甚至谈不上真诚的恋爱和婚姻,爱情在张爱玲的笔下非但没有产生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反而是以有利可图作为实现婚姻的终极目标。在她的创作中,真正由于双方吸引而产生的自发性相互爱慕状态是鲜见的。虽然在《半生缘》《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有真挚动人的爱情描写,但不过是一场梦,经不起现实的轻轻撕扯便会破裂。
与张爱玲截然不同的是,虽然奥斯汀生活在一个物欲驱使下的经济婚姻社会,但她强调把男女双方感情作为理想婚姻的基石,即爱情是完美婚姻的先决条件,虽然婚姻幸福离不开金钱作基础,但爱情是幸福婚姻最基本的条件。伊丽莎白的家庭境况可谓与夏洛蒂的相似,但她坚持自己的原则,不仅拒绝了柯林斯先生和他的家产,而且还拒绝了达西先生和他一万英镑的年收入,这说明伊丽莎白首先看重的不是金钱,而是在思想、感情、志趣上的投合。达西和伊丽莎白的结合走过了一段漫长曲折的相识相知过程,他们相互了解、相互尊重,而且还有爱情护航,从而使他们赢得了幸福的姻缘。
张爱玲的小说主要以新旧文化交替的上海为背景,虽然当时资本主义商业文化已冲击到人们的生活,在人们的精神生活方面,依然受长期形成的封建习俗禁锢。经济是导致女性的人生悲剧的外在原因,但内在原因则是中国女性根深蒂固的“奴性心理”。在婚恋问题上她们受着封建意识的奴役,生生世世为男性附庸的奴性心理使她们生活在习惯了的挣脱不开的心狱里,自觉自愿屈居于男性的脚下。无论是有知识的白流苏,还是无知识的霓喜;无论是为经济的淳于敦,还是为爱情的葛薇龙,这些女性全被代代相传的封建意识扼制着了喉管,屈从于、甚至是期盼着男性世界的控制,从未想过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这就注定了她们在婚恋中的女奴地位。
奥斯汀生活的时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化已影响到文化的深层,伊丽莎白的婚姻观充分表现了奥斯汀所推崇的理想模式,在她与达西的交往中,始终坚持着自己人格的平等和尊严,把高尚的情操、情感的需要视为人生价值和人生幸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婚姻态度的心理基础正是对个人幸福的追求,对人格尊严、平等独立的坚持。所以奥斯汀笔下的理想婚姻包括有双方相互的理解、尊重、平等和自由,正是这些品质,人们才有可能超越家长制的束缚,实现自我。《劝导》中克罗夫特夫妇共驾一辆马车的方式让安妮设想到他们是怎样处理日常生活的。克罗夫特太太并不是盲从丈夫,而是设法改正他的错误,激发其斗志。奥斯汀笔下的夫妻之间不是依赖与被依赖、统治与被统治的主从关系,而是平等互助、共同参与的关系,这种婚姻观念和行为反映了当时文化突变在乡村的影响,即乡村贵族青年思想已开始和社会文化变迁的主流相合拍。
奥斯汀在作品中也塑造了一系列正面的女性形象。这样的女性,正是奥斯汀在深刻体察生活,细心观察生活现实后所创造出来的如她自己一样具有女性主体意识的、已迥异于传统女性的新型女性。伊丽莎白无疑正是这样的一个光彩四溢的女性形象,其他女主人公如凯瑟琳·莫兰的纯洁真诚,玛丽·劳福德的热情大方,爱玛的活泼自信,范妮·普莱斯最后的反抗,安·爱略特最终走向爱情的坚贞和毅力等等,尽管这些人物身上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与不足,但她们都已与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形象有了根本的差异,都闪耀着女性主体意识的光线。与奥斯汀一样,张爱玲的作品中也有一系列血肉丰满的女性形象。与奥斯汀凸显正面女性不同,张爱玲多是从负面刻画女性的无奈与被动、疯狂与变态。《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作为一个上流女性的挣扎自不待言,就连《封锁》中的一瞟、诊所里《等》中的一瞥都入木三分地勾画出了几个活生生的女性人物。假如说张爱玲是通过塑造一批不幸的女性来展现女性的不幸的话,那么,奥斯汀则通过塑造出伊丽莎白等一批具有鲜明主体意识的女性人物,使男性与站在男性立场上的传统女性黯然失色,以作品喜剧性的结局赋予作品鲜活明快的色彩,赋予她所在的社会、所处的时代以欣悦与期冀。
张爱玲与奥斯汀凭借女性敏锐的观察力,精确细致地写出了生活中平凡人物的婚恋关系,虽然缺少浪漫的爱情表达方式,但她们对现实的表现给人们带来了心灵的撞击。张爱玲凭着情感理解世界,其笔调是无奈的,作品整体风格充满着一种浓浓的苍凉,对人性的弱点、人生的苦难及婚恋的不完美进行了高度的解剖。而奥斯汀凭着理智来领会世界,用轻松愉快的笔调来描写世态人情,从而创作出以喜剧结束的婚姻。张爱玲描述的多是女性在现实和情感双重折磨下的一种挣扎甚至是性格异化,因此她是独到的、深刻的。奥斯汀作品中的婚恋观反映了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女性对婚姻爱情的态度,刻画了当时社会的婚恋众相,从而反映了作者本人理智、实用、注重女性爱情及自主的婚姻观。作为反映婚姻爱情主题的女作家,张爱玲和奥斯汀在字里行间里都发出了女性的呼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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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林幸谦 .荒野中的女性——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 朱琳.奥斯汀小说主题意义初探 [M].北京: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社,1987.
[作者简介] 陈明(1974— ),男,河北献县人,硕士,河北经贸大学外语部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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